基督山伯爵

被阉割的人，被阉割的民族

——古华小说《芙蓉镇》中的“阉人”意象的文化批判意蕴

   陈钦赠     

摘要：古华的小说《芙蓉镇》中出现了“阉人”这一意象，我们认为，“阉人”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具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蕴，本文即旨在探讨这一点。可以看到，小说以谷燕山这一人物形象为直接代表，从而使“阉人”这一意象突显纸面。但是，“阉人”作为意象的象征意义，是超越肉体的阉割而指向精神的阉割，并且超越某个个体而指向所有人及整个民族文化的。狭义的阉割（肉体的阉割）代表的是对“性”的压抑，广义的阉割（精神的阉割）则代表对“生命力”的压抑。前者表现为“性爱”的欠缺，后者则表现为“人格”或者“人性”的缺失。小说从描写“被阉割的人”入手，从而达到对整个“被阉割的民族文化”的批判，这正是“阉人”这一意象内在的文化批判意蕴。

关键词：阉人    阉割    意象    性    精神分析    文化批判

一

古华的小说《芙蓉镇》诞生于“文革”后的“反思文学”①潮流中，是一部优秀的“反思”作品。“‘反思’作品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是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反思文学’将几十年历史真相昭示于人，整合出一部政治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传递出前所未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信息，加强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其中的大量作品描绘了一幅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遇，小人得志的世相图，并以启蒙式的话语突出了极左政治路线与传统封建思想如何合二为一地造成社会和人的深刻异化，赞美了不屈不挠的人性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信仰。”（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们认为，《芙蓉镇》站在民间的视角和立场，以女主人公“豆腐女”胡玉音的命运为中心情节，描写了芙蓉镇中谷燕山、黎满庚、黎桂桂、秦书田、王秋赦、李国香等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角色的人物，这就超越了一般“反思文学”大量表现知识分子命运的框架，为“反思文学”开拓了新的反思途径；但作为“反思文学”，其所体现的反思主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以启蒙式的话语突出了极左政治路线与传统封建思想如何合二为一地造成社会和人的深刻异化”，即进行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本文即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解读文本，而这一解读过程，是通过“阉人”②这一意象进行的。我们认为，小说中出现的“阉人”这一意象具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蕴，小说正是从描写“被阉割的人”入手，从而达到对整个“被阉割的民族文化”的批判的。

二

被阉割的人（阉人），泛指“性无能或性压抑的人”。无论作者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小说中赫然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阉人”——谷燕山。谷燕山是芙蓉镇的粮站主任，四十来岁，北方人，由于参加南下解放战争而来到南方，又由于受伤而留在了芙蓉镇——这次受伤伤到了“紧要之处”，使他从此“丧失了男子功能”。我们不禁要惊讶，谷燕山在小说中是个正面人物，作者怎么把一个正面人物塑造成一个“阉人”？事实上，从“十七年”③到“文革”，文学创作中许多“高、大、全”的正面人物都是“无性”的，作者是否也沿袭了这种创作思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阉人”的出现却在无形中具有极其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批判意义。我们说“阉人”泛指“性无能或性压抑的人”，但是，当“阉人”在文本中作为意象出现，它指向的是“精神上被阉割的人”，并且超越某个个体而指向所有人及整个民族文化。

什么是“精神上被阉割的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阉割”意味着“欠缺”和“压抑”。狭义的“阉割”代表的是对“性”的压抑，广义的“阉割”则代表对“生命力”的压抑。前者表现为“性爱”的欠缺，后者则表现为“人格”或者“人性”的缺失。“人格”或“人性”缺失的人，即所谓的“精神上被阉割的人”。而“精神的阉割”又与“肉体的阉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性的压抑”可以“泛化为对生命力的全面压抑”④。因此，人格或人性缺失的人，多少也是性压抑的人；作者塑造性压抑的人（阉人），便有了暗喻其人格或人性缺失的作用。谷燕山是个“阉人”，在性上面的无能，也导致了他在做人上面的无能，以致在政治运动中只能“醉眼看世情”，消极逃避。“阉人”本身便是一个批判。也许有人认为他在那种局势下纵使抗争也是徒劳，不如保存实力。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为自己的“无能”辩护的借口。

小说的另一个人物黎桂桂，虽说不是性无能，但他不能生育，这在他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抑，这种压抑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性压抑”，因为生育到底跟性是最接近的。我们已经说过，性压抑可以泛化为对生命力的全面压抑，我们从小说中可以看到，黎桂桂“虽说做的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屠户营生，却是出名的胆小怕事。有时在街上、路上碰到一头红眼睛弯角水牛，或是一条松毛狗，他都要身子打哆嗦，躲到一边去。”这种“胆小怕事”的性格，就是生命力受到压抑的一种体现。黎桂桂的这种性格，暗示他也是一个“无能”的人（精神上被阉割的人）。是的，黎桂桂是软弱的，黎桂桂的软弱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小说中没有交代他是怎么死的，但根据前后文，我们可以肯定，他是被逼自杀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无能”决定其不可能进行反抗，面对逼迫只能逃避，最后的逃避便是一死了之。

小说中还有一个令人一说起就有气的人物——黎满庚，理由是他自己不争气也就算了，却在“四清”运动⑤中把胡玉音交给他托管的一千五百块钱“自觉”交到“工作组”告发。黎满庚是芙蓉镇原大队支书，胡玉音认了他做干哥。黎满庚与胡玉音原本相恋，却因为胡玉音家庭成分不好而不能结合——如果选择胡玉音，黎满庚就必须放弃党籍，这是为了“保障党员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纯洁性、可靠性”，黎满庚在胡玉音与党籍之间选择了党籍。在这件事上，黎满庚的“性”是受到压抑的，因为他毕竟不能和自己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也暗示了他同样会是一个“被阉割的人”。无论是选择党籍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告发胡玉音，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他自私软弱。他考虑得更多的是自己，即使是最信任他的干妹妹胡玉音，他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拿去出卖。当然，他是痛苦的，他的痛苦不在于他发现他的行为有什么错（在那个时代看来），而在于他的精神正在经受严重的“阉割”。“原先的那个黎满庚，是过不了‘你死我活’这一关的。”

如果说谷燕山、黎桂桂、黎满庚的遭受“阉割”是被逼迫的话，那么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秦书田则似乎有些“主动配合”的意思。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看得清那个时代的形势，为了保全自身，不惜“自我阉割”⑥，放弃了人格尊严等人性。

“这人外号‘秦癫子’，大名秦书田，是个五类分子。秦书田……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本县歌舞团的编导，一九五七年因编演反动歌舞剧，利用民歌反党，划成右派，被开除回乡生产。他态度顽固，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只承认自己犯过两回男女关系的错误，请求大队支书黎满庚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换成‘坏分子’帽子。自有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论。”说他是“秦癫子”，他倒也不癫，知道“五类分子”也是分等级的，“右派分子”比“坏分子”要严重得多。

事实上，他的“癫”是装出来的，即“假癫”。比如他由于文化高而当上“五类分子”的“小头目”后，“每逢大队要召集五类分子汇报、训话，只要叫一声：‘秦癫子!’秦癫子就会立即响亮答应一声：‘有!’并像个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那样双臂半屈在腰间摆动着小跑步前来，直跑到党支书面前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一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认罪。黎满庚和大队干部们起初见了他的这套表演颇觉好笑，后来也就习惯了。”又如“发挥他音乐方面的歪才，自己编词、谱曲，自己演唱出一支《五类分子之歌》来：‘五类分子不死心，反党反国反人民，公社民兵紧握枪，谁敢捣乱把谁崩!坦白吧，交代吧!老实伏法才光明，老实伏法才光明!’”还有在批斗会上“还没让他跪他就自己先跪下，被打了左边脸就等着右边还有一下”，等等这些滑稽表演，看似疯癫，实则以“认罪”、“自贱”等行为来博取“从宽”，从而使自身得以保全。这与其说是“赞美了不屈不挠的人性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信仰”，不如说是批判了人格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

我们从他对胡玉音的临别赠言（他因递上与胡玉音结婚申请书而招致判决十年徒刑）“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可以看出，他信奉的是“好死不如赖着活”的信条，将自己等同于动物的生存。他的身体最后是保全了，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的精神已遭“阉割”。有人这样设问：“秦书田真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苟活者吗？非也，秦书田老实的后面确实抗争，不过却是将它戏谑化了。”说他“以游戏的方式对强加在他头上的以假神圣、假崇高名义罗织的罪名进行颠覆，同时也为消解自己痛苦而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⑦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戏谑的抗争”是无力的，它同样不过是为自己的“无能”找到一个缓解自己内心压力的借口。我们认为，真正的抗争不是“无声的”，不是“戏谑的”，而是血淋淋的，是谭嗣同式的“我自横刀向天笑”，这才是真正崇高人格的体现。抛弃人格，“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接下来要说到的人物是王秋赦，一个流氓无产者⑧，那个时代的“弄潮儿”。“论出身成分，他比贫下中农还优一等：雇农。”“十足成色的无产阶级。”“查五服三代，他连父母亲都没有出处……更不用提他的爷爷、爷爷的爹了。自然也没有兄嫂、叔伯、姑舅、岳丈、外公等等复杂的亲戚朋友关系。真算得是出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纯洁。”“从小蹲破庙、住祠堂长大。土地改革那年，才二十二岁，却已经在本镇祠堂打过五年铜锣了。”“他嘴勤脚健，头脑不笨，又认得几个字，在祠堂跑腿办事，看着财老倌们的脸色、眼色应酬供奉，十分尽心费力。当然少不了也要挨些莫名其妙的冷巴掌，遭些突如其来的暗拳脚。用他自己在诉苦大会上的话来讲，是嚼的眼泪饭，喝的苦胆汤，脑壳给人家当木鱼敲，颈脖给人家做板凳坐，穷得十七、八岁还露出屁股蛋，上吊都找不到一根苎麻索。”这个阿Q式的人物，一出场便已具备了阿Q身上的种种“国民劣根性”。他在土改运动中被定为“土改根子”，却在看守逃亡地主家的浮财时“和逃亡地主遗弃的小姨太太如鱼得水”，分到作为浮财的一座吊脚楼时，“竟生出一种最不景气、最无出息的想法：他姓王的如今得着了这份浮财，就是睡着吃现成的，餐餐沾上荤腥，顿顿喝上二两，这楼屋里的家什也够变卖个十年八年的了。如今共产党领导有方，人民政府神通广大，新社会前程无量，按工作同志大力宣传的文件、材料来判断推算，过上十年八年，就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社会了呢。那时吃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耍公家的，何乐而不为?……他每每想到新社会有如此这般的美妙处，就高兴得在红漆高柱床上打手打脚，翻跟斗，乐不可支。”这不正是阿Q的革命思想么？想谁谁，分浮财。“娘卖乖!要是老子掌了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这是王秋赦的想法。而就是这样一个流氓无产者，却在各次运动中大吃其香，成了有名的“运动根子”，最后竟做到了一镇之长！

我们说很多“反思”作品“描绘了一幅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遇，小人得志的世相图”，王秋赦可算是名副其实的“坏人当道”、“小人得志”。“文革”中许多人都惨遭迫害，王秋赦这流氓无产者却空前发达起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文革”的不可思议。因此，我们批判王秋赦，矛头毫无疑问同时指向“文革”——王秋赦与“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体的。在“传经佳话”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时代代言人形象出现的王秋赦：“王秋赦支书在地区一下火车，就面对着前来欢迎参观团取经归来的革命群众，面对着鼓乐鞭炮彩旗，手拿袖珍红宝书，举平头顶不停地晃动着；他这动作，大家一看就晓得是从电影里向副统帅学下来的。他嘴里还琅琅有声、合着节拍地喊着：‘红太阳，万岁!红太阳，万岁!红太阳，万万岁!……’”“说着，王秋赦站起身来，双目炯炯，兴致勃勃，右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本红宝书，紧贴着放到胸口上，仿佛立时进入到了一个神圣的境界，连他头上都仿佛显出了一圈圣灵的光环。”“王秋赦则继续沙哑着嗓音，详详细细地给大家讲解着‘三忠于’、‘四无限’的内容，讲解着‘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程序。”“王秋赦接着做开了示范的姿态、动作，但见他立正站好，挺胸抬头，双目平视，看着远方，左手下垂，右手则手臂半屈，握着红宝书紧贴在胸口上，然后侧身四十五度，斜对着光辉形象，嘴里朗诵道：‘首先，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作为时代代言人的王秋赦，可以说毫无个性，毫无独立思想（“文革”时期大多数人毫无独立思想，事实上，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独立思想），也就是说，没有完整的人格，是被“阉割”过的，看似“发达”，实则非常可悲。王秋赦最后疯了，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严重“阉割”的结果。

我们发现，小说中秦书田和王秋赦都没有配偶，这不知是作者有意安排的还是巧合。当然，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秦书田被打成“五类分子”，即使想结婚，也是困难重重，最后虽说终于和胡玉音结合了，却被判了十年徒刑。王秋赦则是因为好吃懒做，穷得“婆娘都讨不起”。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性压抑者”，由性压抑而泛化为对生命力的全面压抑，严重导致人格的缺失，这一点上，他们的悲哀可以说是一样的。

而小说的反面女主角李国香，“生活放荡”，打过几回胎，但我们说，她仍然是个“性压抑者”。她已经年过三十二，却尚未成家，“年过三十二对于一个尚未成家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年纪，叫做上上不得，下下不得。”应该说，在文化传统上，男人对权力的关注比对性的关注要多一些，而女人则主要是对性的关注（嫁人，生孩子，养孩子等），但是女人一旦在性上面得不到满足，心理上便很可能发生变化，转为对权力的关注（历史上很多太监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这是由于太监在性上面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变态心理）。李国香“生活放荡”背后隐含的恰恰是她得不到性满足的压抑。于是，“不知不觉十年青春年华过去了，她政治上越来越跑红，而在私生活方面却圈子越搞越窄，品位级别也越来越低了”，对于她“有时心里就和猫爪抓挠着一样干着急。她天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照镜子。……人一变丑，心就变冷。积习成癖，她在心里暗暗嫉妒着那些有家有室的女人”也可以理解。

李国香打击谷燕山和黎满更，都是因为她曾在他们两个面前碰了壁，因此怀恨。李国香打击胡玉音，则是由于妒忌，妒忌她的美貌和能干，更妒忌她与谷黎两位的关系。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们说她到处弄权作恶，实际上她更多的是想从“弄权”中获得快感，用以弥补性的压抑。不可否认，她的心理是有些变态的。

李国香后来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小将”抓了“破鞋”，被逼跳“黑鬼舞”，她不会跳，便爬，“手脚并用，像一条狗”。这是很有戏剧性的，似乎作者想说明的是“因果报应”，坏人总会有坏报。然而我们看到的不是对坏人的坏报，而是一个丧失人格尊严的人。她是人，不是狗，但她已被“阉割”得“像狗一样”。那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时代，所以好人坏人很难谈起，我们只谈“是人”和“非人”。李国香后来又得势，这似乎又暗示“阉割”这一行为在那个时代的合理性。李国香在那个时代之后不仅没有像王秋赦一样发疯，而且还升了官，这又可以象征“阉人”在某种意义上已超出了那个时代，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

最后说到女主人公胡玉音。“胡玉音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女子。来她摊子前站着坐着蹲着吃碗米豆腐打点心的客人，习惯于喊她‘芙蓉姐子’。也有那等好调笑的角色称她为‘芙蓉仙子’。说她是仙子，当然有点子过誉。但胡玉音黑眉大眼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情，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 “她待客热情，性情柔顺，手头利落，不分生熟客人，不论穿着优劣，都是笑脸迎送：‘再来一碗?添勺汤打口干?’‘好走好走，下一圩会面!’”这样一个正面人物，按道理跟“阉割”是谈不上边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首先她便具有浓重的封建思想，通过算命便认为自己“命里不主子，还克夫”，以致没能大胆追求自己最爱的人，这是第一次“性压抑”。第二次“性压抑”就是结婚六七年却没有孩子，我们说过，生育是最接近性的，没有孩子在女人心理上产生的压抑更大，简直抬不起头做人。第三次“性压抑”是她的丈夫黎桂桂的死亡，她成了寡妇。第四次“性压抑”是她的第二位丈夫秦书田被判十年徒刑。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压抑，在她心理上产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次没有嫁给自己最爱的人，她还能借口自己“命里不主子，还克夫”以缓解心中的压抑，第二次没有孩子，她便只能自怨自艾，哭个不停。第三次被打成“富农”，成了“富农婆”，她想到了死，“曾经打算选下一个好点的日子死去，初一，或是十五”，“还曾经用别的法子作践过自己”，好在还有一个秦书田点燃她的希望，而且，“她所以还活着，还因为另一件事给了她强烈的刺激。就是那一回，外地来的那班无法无天似的男女红卫兵，讲着北方话或是操着长沙口音，把公社书记李国香也揪了出来，颈脖上挂着双破鞋游街!这算哪样回事啊，世界真是大，没听过、没见过的新奇事情真多。原来是你斗我，我斗你，斗人家，也斗自己……这天游街回来，不晓得为什么，她心里竟然感到快活。坏心眼，幸灾乐祸。”第四次则是已经认同要“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是她的苦难的历程，也是她的“精神的阉割”的历程。她是活下去了，但她的一些人格也丧失了。她并不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她的苦难也有她自身的责任，她不懂得抗争，她只会默默忍受，“忍”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一般心理，“极度的忍耐造就了奴性，融入了骨髓里”⑨。

三

可以说，小说的主要人物谷燕山、黎桂桂、黎满庚、秦书田、王秋赦、李国香、胡玉音等皆为“被阉割的人”，而这些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角色的人物又组成了一个“小社会”，而“小社会”是“大社会”的缩影，那么“小社会”中人的被“阉割”，也代表了整个“大社会”的“集体阉割”现象。这就从对个人的批判，上升为对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文化的批判。

一般认为，小说揭示了“左”的路线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但是，“左”的路线并非深层原因。我们认为，灾难的深层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被“阉割”的民族文化，“左”的路线不过是导火线，让几千年来被“阉割”的人性来一次总暴露。我们从“醉眼看世情”的谷燕山，软弱自杀的黎桂桂，自私无能的黎满更，假癫的秦书田，阿Q式的王秋赦，心理变态的李国香，忍受一切苦难“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胡玉音等等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一个“被阉割的民族”。

“被阉割的民族”，或者叫“性压抑的民族”。“总体上中国文化就是性压抑的文化，并由于性压抑而泛化为对生命力的全面压抑。”⑩这是由几千年极为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一个人在性上的自信，必然加强他总体上做人的自信，从而使他在做其他事情上也更加自信——这样的人是难以被管制的，难以被奴役的。发情期的家畜或者宠物可能会一反常态，由性情温顺变得性情暴躁。因此主人往往会选择‘阉割’这些家畜或宠物，从而使它们性情温顺，容易管制。专制统治者对民众的态度也是一样，因此他们本能地希望文化是性压抑的，使民众更像被阉割的牛马，没有自己的欲求，老老实实地做工。”⑾于是，“长期的极度严酷的封建统治压抑了我们民族的生命力，这就是民族病的根源。”⑿这样延续几千年，“性压抑”的文化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使我们先天即为“性压抑者”，一旦受到某方面的刺激，便会暴露出被“阉割”过的人性来。

最后，顺便说一下，“性压抑”的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那么它也不能一朝一夕就消除。“‘五四以来’，特别是毛泽东施政以来，曾试图消除这种压抑。毛泽东提倡‘反抗精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是为消除中国人长期压抑所做的努力，是让中国人‘站起来’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取得了效果。不幸的是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新的压抑取代了旧的压抑。比如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就是一种新的压抑，把许多好的修养当作资产阶级的而抛弃，也是压抑。”⒀“在人格上，他主张‘反抗精神’、‘造反精神’，希望造就勇敢无畏、有志气有骨气的人格。如果有人接受了他的‘反抗精神’，则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反抗精神’。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采用了一种假的‘反抗精神’。如红卫兵以‘反抗精神’自诩，大喊造反有理，伪装成勇士，但实际上他们在很多时候是盲从的，血液里一样残留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基因。正是这盲从才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惨剧。中国民族性格的障碍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⒁这可以说是为“文革”的根源给出一个文化心理分析上的解释。而小说《芙蓉镇》中的“阉人”这一意象，则是针对这一“性压抑”文化做出的批判。

注释：

①     反思文学：以茹志娟1979年2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

②     阉人：被阉割掉（男性）生殖器的人，泛指性无能或性压抑的人。其作为意象指向的是人格缺失或人性扭曲的人，本文认为其在小说中具有文化批判意蕴。

③     十七年：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十七年”指的是从建国到文革前这一段时期（1949—1966），这段时期的文学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味。

④     朱建军《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第33页。

⑤     “四清”运动：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⑥     自我阉割：狭义上即传统说法的“自宫”，即自己阉割掉自身的生殖器。广义上指为了某种原因自动放弃人格尊严等。

⑦     黄树红、翟大炳《秦书田“经典”形象的文化意蕴》，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⑧     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在革命年代属于革命阶级，但在革命中完全暴露出他们身上的邪恶性和破坏性。他们大多数先天性的情感缺失，但信奉庸俗实用主义哲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

⑨     朱建军《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第25页。

⑩     朱建军《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第33页。

?     朱建军《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第33--34页。

?     朱建军《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第5页。

?     朱建军《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第34—35页。

?     朱建军《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第53页。

主要参考文献：

1、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朱建军，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3、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4、J·贝尔曼-诺埃尔著，李书红译，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7、耿庆伟，国民性：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8、黄树红、翟大炳，秦书田“经典”形象的文化意蕴，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9、杨慧，“真假疯人”的癫狂表演，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0、黄伟林，国家意志对人物性格的决定，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1、司瑞昌，《芙蓉镇》人物形象塑造得失谈，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12、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芙蓉镇》评论选集，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